1966年6月23日,在“到农村去,到边疆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热潮中,还在上学的我,背着父母亲偷拿了家里的户口簿,到杨浦区江浦街道新疆兵团招生工作组报了名,之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到学校上课。

　　我母亲当时是茭白园路上一家粮油店的经理。说是经理,店里连我母亲在内也就两个人,充其量算是店里的负责人。另一位是姓陈的阿姨,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,那段时间天天在店里掉眼泪。原来她丈夫去了青海,自从新疆兵团在上海招生,街道年年上门动员她女儿报名(她们住在平凉街道,她女儿后来去了新疆兵团农三师前进八场四连)。女儿报名后,陈阿姨一想到孩子要去那么远的新疆,就忍不住哭。每逢这时,我母亲总会劝她:“孩子到新疆也是在党的身边,你放一百个心……”母亲回家讲起劝陈阿姨的事时,我并没放在心上。

　　6月26日星期天上午,平凉街道的一队人马敲锣打鼓来到粮油店,送来了大红喜报贴在墙上,说陈阿姨支持女儿到新疆兵团干革命,被光荣批准。陈阿姨哭得格外伤心,我母亲就在一旁陪着安慰她。到了下午,江浦街道的一队人马又敲锣打鼓地来了,把大红喜报往墙上一贴,说“郑素珍儿子杨鹤贵被光荣批准到新疆兵团干革命”。我母亲一下子懵了,急忙对他们喊道:“搞错了,你们搞错了!我儿子还在上学呢,没有报名去新疆……”可没人搭理她。一行人走后,母亲跟陈阿姨打了声招呼,就急冲冲往家赶。

　　母亲回到家,双手一把抓住我,惊恐地盯着我问:“你有没有报名到新疆?!”我说:“报了。”“你怎么报的?”“我拿户口簿去报的。”母亲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,像天塌了一样紧紧抱着我:“我的乖乖儿呀,你还在上学呀,怎么不跟妈讲一声就去报名了?你可从来没离开过妈一天,新疆有多远你知道吗?你这是在剜妈妈的心呀!”看到母亲哭得如此伤心,我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见,心里也懵了:母亲不是挺会做别人思想工作的吗?怎么轮到自己儿子去新疆兵团干革命,她比别人哭得更厉害?父亲不好出面反对,但我看到他欲哭无泪的表情,就知道他也不希望我走那么远。他只说了一句:“唉,你要准备吃苦了,以后想要回来就难了。”

　　接下来的几天,母亲天天含着泪给我准备生活日用品:毛巾、衣服、牙膏、牙刷、箱子……边整理边流泪。7月2日中午,我穿着新军装、胸戴大红花启程了。我们江浦街道168名支青在长阳路许昌路口的劳动广场集合,广场上到处是家长与孩子依依不舍离别的场景。我母亲和大多数母亲一样,又一次流下了眼泪,广场上甚至有母亲哭晕了过去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感受到母亲的脆弱和母爱的深沉。

　　到了火车站,当火车鸣笛开动的那一刻,母亲猛地伸出双手,撕心裂肺地喊着我的小名:“喜——林——子呀……”在她看来,自己和儿子就这样活生生地骨肉分离了。母亲的悲伤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滚落。后来父亲来信说,火车还没开出车站,母亲就晕了过去。我走后,她天天想我想得流泪,像丢了魂一样,眼睛都快哭瞎了,谁劝都没用。直到收到我的信,听说我到了农三师前进八场五连,工作、生活都好,有领导关心和同志们帮助,这才放了心。

　　后来每次探亲后再回新疆,我只让三弟送我,再也不敢让母亲去火车站。因为每次看到她那慈爱又脆弱、近乎生离死别的眼泪,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。

　　人们都说眼泪是软弱的写照,但我深深感到:母亲的眼泪是爱的外溢,是爱的源泉。在新疆兵团四十多年的支青岁月里,每当想起当初离开上海时母亲的眼泪——那份强烈、纯粹又炽热的母爱,我浑身就充满了自强奋发的力量。